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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8-26 10:55 来源:凤凰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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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8-2607:24  来源:光明日报
 
原标题:清代朴学中的“浙派”

清代浙学在经学、史学、小学、地理学、天文历算学、金石学、校勘学、辑佚学、文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,对近三百年清代学术发展演变深具影响。乾嘉时期,浙学一脉为考据时风鼓动,发生新变,与吴派、皖派相鼎立,梁启超称之为“浙东一派”。从清初黄宗羲梨洲学派到乾隆以后朴学浙派,构成清代浙学演变的主流。黄宗羲《理学录》以“浙学派”专指永嘉、永康一派。今为避名称淆乱,称之朴学浙派。其代表人物为全祖望、章学诚、邵晋涵、杭世骏、厉鹗、卢文弨、齐召南、严可均、姚文田、龚自珍、俞樾、李慈铭、朱一新、洪颐煊、黄式三、黄以周、孙诒让、章炳麟等人。重要人物有董秉纯、卢镐、蒋学镛、沈冰壶、吴骞、陈鳣、黄璋、黄征乂、冯登府、吴东发、王梓材、冯云濠、管庭芬、姚燮、戚学标、平步青、陶方琦、陶濬宣、沈曾植、李善兰、张作楠、王绍兰、孙衣言、傅以礼、王棻、龚橙等人。其中全祖望、章学诚、邵晋涵开启风气,俨然宗主。浙派虽以浙人为主,但一时沾溉甚广。晚近以来,学者胶着于吴、皖之分和汉、宋之争,不免忽略浙派。又因浙派“究于史”,史学成就卓著,喜称之浙东史学一派,轻视其“经史不分”,专谈史学,以至于割裂整体。

中国传统经学有汉学、宋学之分。略言之,汉学重训诂考据,宋学重性理诠释。清代学者各有取法好尚,或尚汉,或好宋,或兼采汉、宋,更有不分汉、宋。乾隆以后,汉、宋之争日炽,乃有吴派、皖派之分,今文、古文之讼。关于吴、皖之分,学者所论甚多。章炳麟《訄书·清儒》说:“其成学著系统者,自乾隆朝始。一自吴,一自皖南。吴始惠栋,其学好博而尊闻;皖南始戴震,综形名,任裁断。”梁启超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有“惠、戴两家中分乾嘉学派”之说,谓汉学派中分出两个支派,吴派以惠栋为中心,“信古为标帜”,皖派以戴震为中心,“求是为标帜”。章、梁也关注到浙学一脉。章炳麟从史学、《礼》学总述清代浙东之学:“然自明末有浙东之学,万斯大、斯同兄弟皆鄞人,师事余姚黄宗羲,称说《礼经》,杂陈汉、宋,而斯同独尊史法。其后余姚邵晋涵、鄞全祖望继之,尤善言明末遗事。会稽章学诚为《文史》《校雠》诸通义,以复歆、固之学,其卓约过《史通》。而说《礼》者羁縻不绝,定海黄式三传浙东学,始与皖南交通。其子以周作《礼书通故》,三代度制大定。”梁启超说:“此外尚有扬州一派,领袖人物是焦里堂(循)、汪容甫(中)。他们研究的范围,比较的广博。有浙东一派,领袖人物是全谢山(祖望)、章实斋(学诚),他们最大的贡献在史学。”章氏不言学派,梁氏明言之,以吴、皖为主流,以扬、浙为支流。章氏并谈经史,梁氏独拈一史。

学者轻于浙派,甚而将其归为史学一派,实有未当。就清学言,浙学为其重要源头,浙派足与吴派、皖派鼎立为三。

浙派近源为梨洲之学。在对汉、宋的态度上,梨洲属兼采一派,浙派大抵“汉宋不分”。清初学者研习汉学,与乾嘉学者立意、路径颇异,民国学者简单地将顾炎武认作“汉学开山”,有所不妥。不过研治汉学乃清初学风转变的一大关捩,追溯乾嘉之学近源,当推黄宗羲、万斯同、顾炎武、汪琬、阎若璩等人。黄、万源出明代姚江一脉而自为变化。黄、顾商证学问,各有助益。阎若璩自称梨洲私淑。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称“史学之祖当推宗羲”,又指出阎若璩、胡渭皆受黄宗羲影响。浙学盛于两浙,流播于吴中。以渊源论,朴学与浙学大有关系。南宋吕学与朱学一大不同,即吕学兼采汉、宋,重于训诂、文献。“东莱文献”“经史不分”奠立浙学基调。阳明中兴浙学,训诂考据非所长,为谈说性理所掩。至梨洲一派,风气一变,读书重于经解,经史侧于文献,遥接东莱,经史并重,兼事义理、考据。非仅浙派继之,吴、皖二派究未逾于此外。

汉、宋之争,惠、戴传人各标门户,方东树作《汉学商兑》为宋学护法,江藩作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为汉学护法。学者又有调和汉、宋者,有不分汉、宋者。浙派属后者,重训诂考证,同时不废性理诠释。由于“汉宋不分”,浙派不喜参与汉、宋之争。龚自珍更是跳出汉、宋门户之讼,标举“清学”。《与江子屏笺》说:“实事求是,千古同之”,“本朝自有学,非汉学。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,有汉人未开之门径。谓之汉学,不甚甘心”,“若以汉与宋为对峙,尤非大方之言。汉人何尝不谈性道”,“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”,“非汉非宋,亦惟其是而已矣”,“国初之学,与乾隆初年以来之学不同。国初人即不专立汉学门户,大旨欠区别”。自珍所谓“非汉非宋”,即“汉宋不分”,因不喜将清儒之学附庸汉、宋,故昌言“清学”。在他看来,乾嘉专立汉学门户,并不比清初学者高明。这一观点与传承浙学不无关联。自珍重新审视古今学统、清学源流,发抒己见,欲重开兼容并蓄、经史不分、经世致用之学。钱穆推尊龚氏开风气之功,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指出龚自珍为“开风气之一人”,“故以言夫常州学之精神,其极必趋于轻古经而重时政,则定庵其眉目也”。又说“定庵之为学,其先主治史通今,其卒不免于治经媚古;其治经也,其先主大义通治道,其卒又不免耗于琐而抱其小焉。自浙东之《六经》皆史,一转而为常州公羊之大义微言;又自常州之大义微言,再折而卒深契乎金坛、高邮之小学训诂,此则定庵之学也”。所论颇具只眼,惜忘龚氏乃浙学传人,融贯诸家,变化常州之学,亦自有故,且龚氏治经非为媚古,盖在“经史不分”。

总体来看,浙派承绪浙学“经史不分”、重于实学、综会博采的传统,同时深受乾嘉经学风气影响,并以考据训诂见长。其自成风气,主要特征有五:一是重训诂考据,不废性理诠释。不喜空谈性理,故重读书穷经。不喜专事章句之陋,故重性理之诠。二是好“究于史”,“《六经》皆史”,经史互证,史学成就显著。南宋浙学之兴,吕祖谦、陈亮、叶适等皆主“经史不分”。阳明一派史非所长,但阳明告诉门人徐爱:“《五经》亦史。”(《传习录上》)至章学诚,《文史通义·易教上》说:“《六经》皆史也”,“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”。三是重实用,考证史实,明于治乱,既为学问一途,又存治世之意。钱穆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叹说顾炎武论学以为“明道”“救世”,后儒“忘其‘行己’之教,而师其‘博文’之训,已为得半而失半。又于其所以为博文者,弃其研治道、论救世,而专趋于讲经术、务博物,则半之中又失其半焉”。乾嘉学者专注于训诂考索,有着社会政治的因素。浙派不离此大势,但由治史而通于世用,故与吴派、皖派有所不同。如《文史通义·浙东学术》所说:“史学所以经世,固非空言著述也”,“后之言著述者,舍今而求古,舍人事而言性天,则吾不得而知之矣”。钱穆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列“经学与史学”条目,评说:“实斋《文史通义》唱‘《六经》皆史’之说,盖所以救当时经学家以训诂考核求道之流弊。”四是遥承吕祖谦、王应麟,近接黄宗羲、万斯同,重视文献搜辑编葺。五是综会博采,一人往往兼长众学,经学训诂、史学考据、小学音韵、金石文字、校勘辑佚、天文历算,多所涉猎,邵晋涵、平步青、孙诒让等人皆是,不似吴派、皖派多专门之家。

浙派成就不逊吴派、皖派,但长期未受到足够的重视。皮锡瑞《经学历史》以辑佚书、精校勘、通小学为清儒有功后学“三事”,举隅诸家,浙派人物仅列卢文弨精校勘、严可均通小学。江藩《国朝汉学师承记》仅论及卢文弨、邵晋涵,称卢文弨为戴震所转,“潜心汉学”,竟忘其传浙学一脉;称邵晋涵闻钱大昕谈宋史,乃撰《南都事略》,未审其传浙东史学一脉。章炳麟、梁启超、钱穆对浙派的认识未全面,但无疑远超江藩。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谈朴学成就,举隅屡及浙派学人著述。经史考证例举孙诒让《周礼正义》、邵晋涵《尔雅正义》、金鹗《求古录礼说》、黄以周《礼书通故》;音韵学例举姚文田《说文声系》、严可均《说文声类》、章炳麟《国故论衡》;典章制度例举洪颐煊《礼经宫室答问》、黄以周《礼书通故》;史学方面,以全祖望成就最著,又例举洪颐煊《诸史考异》、梁玉绳《史记志疑》、杭世骏《三国志补注》、齐召南《历代帝王年表》、钱仪吉《补晋兵志》、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、万斯同《明史稿》等;水地方面,例举全祖望《水经注校正》、赵一清《水经注释》、齐召南《水道提纲》《汉志水道疏证》等;金石学例举洪颐煊《平津馆读碑记》、严可均《铁桥金石跋》;校勘学例举卢文弨校《逸周书》《春秋繁露》、全祖望校《水经注》、孙诒让校《墨子》、梁玉绳校《吕氏春秋》、严可均校《慎子》《商君书》、洪颐煊校《竹书纪年》《穆天子传》、丁谦校《穆天子传》;诸子学研究例举俞樾《诸子平议》、洪颐煊《管子义证》、孙诒让《墨子间诂》。梁氏分类以述,举其著者,虽嫌简略,浙派成就由此概见。由于侧重吴、皖二派,述及浙派著述,“侧锋”出之,可为一憾。

浙学之兴贯穿清学终始。清学始兴,黄宗羲肇启端绪,清学告一段落,章炳麟为正统派“殿军”。朴学浙派源出梨洲,复为吴、皖二派鼓动,嘉道而后又因时而变。当然,浙派也存在较明显的地域性,传播未如阳明之学广泛。

(作者:李圣华,系浙江师范大学浙学研究院教授、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)

(责编:丁涛、岳弘彬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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